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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卓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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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刚:笔名 戌卓,律师/法律顾问,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不是想称孤道寡,而是相信灵魂永远只能独行。但在独行之中不拒绝同气相投、同声相应者相互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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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卓:当代中国社会维权的法律思考  

2015-10-09 23:00:15|  分类: 法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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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顾名思义,由法律来统治的社会,或者依据苏格拉底所言:善法得到了社会成员的广泛的遵守其隐形要求即一旦公民之间或者公民与其他组织、机关发生权利纠纷,其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而司法维权,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治标”的活动。而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同时需要从“本”上进行思考。

如今可以欣慰的看到,经过了几个个普法后,法律对于每一个公民都不在陌生,人们会主动关心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案件,也会关注身边的大大小小的纠纷,更有很多人会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公民这种法律意识的提升背后,又影射着另一种危机,其实,很多公民对于法官判案的结果是模糊的,他们也许只是看到,法律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他们的利益,或者仅是比诉讼之前降低了损失,但是,究竟这样的标准是否足以让彼此的利益得到了平衡和保障?这个标准,往往就是普通民众无法度量的,社会效果自然无法达到一定的成效。法律意识的确立只是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做了一个最基础的铺垫,民众的思维仍是无法与法官同步的,他们带着对国家的信任,最终选择将自己的权利救济寄予神圣的裁判者。

首先,笔者关心的不是私人如何“选择法律”、如何通过法律界权促进市场交易、减少交易成本等等这类旧问题。而是意在思考一个新的问题:“法律选择”本身有何代价,什么样的成本关系确定了法律的边界。长久以来,法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共同的理论将法律的性质误认为一种定价体制,将法治的代价错归为一种交易成本。法律的性质实质上是一种国家规范,一套行为标准的评价体系,也可以理解为行为人对自己的非法行为所应当承担的“对价标准”,是一种界权体制。曾经听过我的导师王勇教授关于《界权成本与权威更替》的主题学术报告,并且深受启发:法律的边界,是取决于不同界权选择的边际界权成本。国家也是如此,一国法律在其主权范围内国家界权成本相对高昂的地区,国家正式制定法的效力就会被当地的地方习惯法部分的削弱和替代。国家如此,国民亦然。法律的性质在权利的定界,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是,事实上对于掌握当前社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大部分人来说,法律仍然是一种权利的“定价”与“社会资源的分配”。现实生活中总是不乏这样的例子:贫穷的社会底层人民因为对于法律欠缺学习和认识,总是会因为个人的偶尔不法行为而受到法律的严厉评价;而一些上流社会人物因为身份地位和本省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则会使其不需要通过法律的评价来对自己的行为买单。

 另外,中国当代社会的维权,虽然存在很多直接的个体权利维护问题,但更为紧迫、重要和根本的是,促进社会权利分配的结构性均衡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民财富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国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已在不断的拉开。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虽多但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从一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对维权行动的参与来看,深层的社会矛盾,是许多正常的“维权”行动,被掺杂进了很多不当的外在因素和外来力量,导致正常的维权行动不再那么正常。而要降低“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对维权活动的参与率,就必须通过更加公正的社会权利分配,实现权利分配的结构性均衡,从根源上予以解决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才能够有效地从源头上减少重大社会矛盾,化解重大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立。维权诉求中的上述变化,促使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社会到底应当如何发展。如从很多案件中,人们在看到政府监管缺乏、法律制度空缺等问题的同时,进一步会思考、追问和质疑,政府的自身职责是什么,政府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以及该怎么管等问题。人们很容易发现,正是许多行政机关的不当作为,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对立,而这种不当行为本身,也给政府、社会带来了严重负面的影响。而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马克思·韦伯看来,恰恰是一种统治“合法性”获取的关键所在。因此,如果维权行动者对政府、对体制的不满情绪是由政府直接引发的,则改变人们情绪对立最为直接和有效的办法,就主要应当是促进政府行为的自我规制、自我约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预防和减少一些地方政府的不当利益,引发更多的社会“维权”。促进社会公众权利得以真正有效维护,吸引更多的社会公众在法律制度框架内来维护权利。

中国司法的发展,与中国法治发展的整体水平密切相关。案件无论其判决结果如何,都表明纠纷当事人对纠纷的化解和利益的诉求,还想通过国家司法制度来解决,想制度化地解决问题。理论上来讲,司法机关只要在思想上能够高度重视、能够认真查清事实、严格适用法律、准确把握法律精神,严格依法判决,实现案件纠纷的有效化解,则在多数情形下,实现各种维权的目标,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不过,现行的制度架构,致使法院经常性地成为政府阶段性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工具,导致法院无法完全针对案件、仅仅从法律公正性的角度进行裁量,而必须同时兼顾法律的公正性和社会的接受度,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然而,由于有些维权案件中的侵权人本身就是政府机关,有些维权案件中政府的行为仅仅从形式上而言是合法的,但与被侵权人的自我感受具有较大差距,也与社会已经转变了的观念具有较大差距,这导致法院面对维权案件,经常无法做到法律性和社会性的同时兼顾,经常会顾此失彼。另外,很多维权案件表明,司法领域里出现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不纯粹是司法自身的问题,也不完全是司法机关自身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在更宽广的角度去思考、从更广泛的角度去化解的问题。在很多时候,司法过程中虽然直接反映出来的是“司法自身的问题”,但其实,在种种司法问题的背后,蕴含的是一个国家法治的整体发展问题。这一情形告诉我们,司法自身无法单边推进、孤立发展,司法的发展,在很多时候,都必然需要与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整体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只有当我们把维权问题视为中国法治发展中的系统化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司法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很多维权“问题”、司法“难题”,可能才会得到较为顺利的破解。

       

 

 

2015.8.6  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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